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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年和表哥一家给外公外婆烧纸，去年是和二叔、堂哥以及堂姐妹给爷爷奶奶、大伯、三叔烧纸。堂妹每次烧纸都会拍视频发到家族群里，我刚开始不太理解，甚至怀疑这是否合乎时宜，但是后来我也渐渐参与这种记录和主动“被看见”。远在他乡过年的堂兄弟姐妹们看到消息，便在群里发消息感谢我们这些帮忙看家祭坟的家里人。烧年纸名义上是为了死人在地下继续享受俸禄，实际上是在人前显示子孙们的孝道，因此有人还会在烧完年纸后再放上鞭炮，方便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铭记先人的孝顺之举。
在我老家，人去世之后一般都葬在田边地头，祭奠时顺便就能去田里转一圈。春节前后经常下点小雨，脚底湿润的泥土拖拽着身体，仿佛在挽留我们走慢点，别太匆匆。但是村里只有老破房子没有家，故乡只能安放灵魂而存留不住身体——虫子蛀蚀了床柜桌椅，大雨冲刷了黏土和墙皮，生活记忆并未随着垮塌的墙体模糊，反而在阳光的映照下越发强烈而清晰。我作为村里最后的一批农村人，站在破败的老房子跟前怀念以前的日子。房子只要不再住人，很快就会腐蚀坍塌；传统只要有人守护，就能一直存续绵延。我家的老房子的主体结构还是砖石水泥，至今不过30年，仅10多年未住人就已经破败不堪。而那些尚有老人居住的40－50年地土墙瓦屋，虽然到处裂开了墙缝，但面对风雨依然能岿然不动。有人才有生气，没人了自然都会逝去。
表哥特别能吃苦耐劳，一顿能吃50个饺子或者4-5碗米饭，经常自称为“饭桶”。自中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在一个私人彩钢板工厂里打工，他一个人身兼数职，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既轧板子又修机器还会开叉车和上货，这让老板十分省心，给他开一个月一万块的工资。小工厂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性很差，彩钢板又十分锋利，表哥经常不是划伤了手脚，就是从手掌上剜掉肉。而且一到夏天，弥漫的粉尘就让其浑身瘙痒难耐。凭借这身苦干和勤劳，表哥攒下来一笔积蓄，先是负担了罹患三年肝癌的姨父，前后缴费20多万，然后是进城买，为此表哥还负债20来万，其中最大的债主就是工厂的老板。对老板来说，给表哥借钱可以更好地留住这个牛马一样的员工；对表哥来说，可以缓解一次性还债的压力，对老板的债务可以每年从工资里面扣除。
近两年国家经济形势不景气，表哥所在的小工厂也订单不足，去年一年的月工资平均只有六七千，但表哥每个月要往家里打三口人的三千元生活费、支付房屋的水电物业费以及单独给老婆的零花钱。去年下半年为了养活家庭，表哥每天5点下班之后匆匆吃完饭换身干净衣服了就去跑美团外卖。一直跑到夜里12点，有时甚至跑到凌晨3点。即便如此，表哥一个月只能跑出2500块左右，因为表哥是兼职跑，跑单速度慢，而且自己的电动车老旧，跑起来也不快，加上对城市道路和楼盘也不熟悉。总之，表哥一个人把一个厂的苦都吃了，也把一个家庭奋斗的苦都吃了。
站在他们一尘不染的大客厅里面，炫亮的灯光从镜面般的瓷砖反射出来，刺入了我的眼睛！我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要一下子就把家庭硬件置办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让自己活得这么累？住在如此舒适的大房子里面，孩子们还有奋斗的动力吗？或许，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女成长的无声的爱，他想趁着年轻最大程度地积累财富，为儿女打下一份基业。但是住在一尘不染的亮丽楼房里面，我的姨妈只是感觉到压抑和浑身不自在，一方面吊顶之后屋顶太矮确实让人窒息，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姨妈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一回到村里的老瓦屋就神清气爽。
自从姨父病逝之后，姨妈也失去了主心骨，周身的病灶不断复发，在远方城市和家乡农村的往返折腾之下，身体更加疲惫脆弱，说起话来也是气若悬丝。目前跟着表哥在厂里做饭，每个月2200块，比在家里种田显然要多赚几倍的钱，而且能够得到儿女的照顾，因为我的表姐和表哥一直在同一个行业里面工作，也经常在一个厂里上班。但是按姨妈自己的想法是在农村老家种地养老，虽然辛苦点但活得自在。但这样儿女就没法就近照顾，毕竟对于专业技能固化、习惯了在大城市谋生的表哥表姐来说，小县城基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姨妈短时间内不可能回老家种田养老，三个儿女不会让她一个人在老家孤苦伶仃地生活。因此，回家过年的这半个月，姨妈一有机会就赖在农村老家里。在这里有熟悉的空间，有人生的回忆，还有亲人的来往。在表哥一家四口出去拜年的时候，姨妈和大舅还在一起说了一天的话。人一上年纪，越发珍惜见一面少一面的宝贵亲情。
现在尚在村组里居住的农民，几乎都住在公路沿线，并且建的是二层楼房。这些在村的农民，只要想种田就有种不完的田。而且种植亲戚邻居的田完全不用交地租，亲戚的山林土地都被在村的农民代管以及使用。但山区的旱作农业靠天吃饭，也没有机械化种植，靠传统肩挑人扛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也种植不了太多土地，人均种植1－2亩地就了不得了。在粮食价格如此低迷的行情下，老家的村民并不指望靠种粮食赚钱，而是靠土地实现蔬菜自给、部分粗粮的自给以及猪肉自给。
我的大舅已经67岁了，近两年因为年纪太大很难去工地上找活，于是便回到老家种田喂猪。2010年左右，大舅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在县城给儿子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毛坯加装修花了30万左右。给儿子娶媳妇也几经折腾，耗费了不少积蓄。儿子好不容易结了婚，二老如愿以偿地得了孙子，但是公婆和儿媳住在一起又不少闹别扭。于是大舅和大舅妈便习惯回村里的老家居住。从他们50多岁开始，他们10多年都是半工半耕，农忙时节匆匆回村播种收割，农闲时节外出务工。大舅是四处给人做小工，大舅妈是四处给人做饭以及偶尔在儿媳的请求或者允许下帮助照看孙子。直到他们65岁左右，身体渐渐吃不消之后，才慢慢回村里安心种田，一边给自己养老，一边攒点积蓄帮衬儿子儿媳，以及给尚未出嫁的女儿攒点嫁妆。
然而大舅的老房子在山顶上，至今还没有通公路，山上的人家基本下山了，因此政府也没有再新修公路的必要。但对于年岁渐高、身体渐差的大舅妈来说，上下山种地和生活很不方便，但花好几万在山下新修几间屋子又感觉不划算。山下公路边上有4－5家常年无人居住闲置的房屋，但在农民的私有产权观念之下，租借和翻修别人的房屋也不现实。就这样，大舅夫妇只能回到山顶上的老宅生活。对身体还算健康的大舅来说，在生养他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非常自在，环境熟悉、视野敞亮、能呼吸新鲜空气，唯一的不足就是挣钱太少。大舅以前在工地上少说也能挣个3万－4万，但现在回山上务农一年还挣不到一万块，去除种植、养殖和生活成本以及在村里的人情支出，便没多少结余了。
和其他村民一样，大舅主要种玉米、土豆和红薯，除了自己吃和卖一部分外，主要用于养猪了。土豆和红薯不值钱，而且也不方便上下山运输，基本上都喂猪了。玉米产量较高，除了喂猪之外，一年玉米还能卖三四千元。但是大舅年纪大了，近几年每年都只喂了2头猪，一头供自己家里吃，一头卖掉。按10元一斤的生猪，一头猪可以卖三四千元，由于很少喂饲料，猪的生长速度较慢，但是肉质非常好。我家去年的年猪就是在大舅家里买的，为的就是粮食猪肥而不腻的高品质，更重要的是相信大舅会帮我们熏好腊肉。总的来说，我的大舅在村里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女未嫁而父已老、心归田但力不足、城有房却居高山，年近七十还想着赚钱补贴家用。
首先，堂哥的条件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一是在城里没有房子，二叔在广东辛苦积攒了二十多万，但全部于2012年在农村建了二层小楼房。从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来看，这一投资无疑是失败的。这笔钱要是当时在县城买套楼房，不说增值但必定能保值，而建在农村的楼房现在除了居住外没有什么价值。二是堂哥不注重形象管理，四处奔波使其皮肤粗糙黝黑，不加节制的胃口使其体态肥胖，从外貌上就不符合当代年轻女性的审美。问题是堂哥一直以来就从事家电安装和修理，干这些活很难从衣着外形上做到整洁体面。另外，在乡下安装和维修家电也很难遇见适合的婚配对象，与他同龄的女性早就结了婚，孩子都上中小学了。
反观我另外两个发小，都准备找外地媳妇，因为本地的适龄女性基本外嫁了，像我的几个堂姐都远嫁东部沿海了。而找外地媳妇便意味着承担高额彩礼的风险。这两个发小，一个在工厂打工，前年就准备着谈婚论嫁，但是女方来自江西，家里索要20万彩礼且不带回夫家，这对山村的农民家庭来说无法承受，最终不了了之。另外一个发小在跑工地，其父亲说女方要价80万彩礼，听完不禁让人唏嘘。本地姑娘多外嫁，外地姑娘娶不起，山村男青年的婚姻大关似乎难以翻越……
第一种是核心家庭模式，即青年夫妇带着孩子一块进大城市或小县城务工。其中大城市薪资水平较高，年轻丈夫一个人工作也能勉强维持家计，但是随着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年轻夫妻双方都需要工作才能在城市立足，特别是在大城市买房定居的小家庭。而小县城工作机会少，薪资水平低、物价水平高，在熟人社会的人情支出也更多，年轻夫妇均需要工作才能维持家计。而年老的父母要么进城务工，要么回农村老家务农养老。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孩子能够得到健全的双系抚育，父亲和母亲均能及时管教孩子，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更加有利。
第二种是夫妻分居模式，即中青年的丈夫外出务工，逢年过节才返乡，而中青年的妻子在小县城陪读，有的全职带娃，有的顺便做点兼职，但总体上以陪读为核心。这种分居的家庭模式以牺牲家庭的完整和夫妻之间的情感陪伴为代价，来实现家庭经济收入和抚育效果的最大化。这种分居模式将意味着妇女需要独自承担子女的生活照料和学习教育，说得吓人一点就像是“丧偶式育儿”。她们不仅是妈妈，也要成为一名家庭教师。在短暂的亲子时光里，父亲的角色只是一个年纪更大地玩耍伙伴，在他们的眼里充满了对子女的宠溺，父亲的权威逐渐消失，而母亲则需要经常发脾气甚至动手惩戒，猫爸和虎妈就在这种家庭分工结构下被生产出来。
